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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4章 污染也是交易

    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。(www.k6uk.com)

    羊薇薇这番反驳的厉害之处,绝大多数国内的看客肯定是看不出其意境和精要所在。

    这并不是国内的读书人能力不行,而是因为国人早就习惯了逆来顺受各种苛捐杂税。

    华夏的税收,是有“中央财政转移支付”传统的,毕竟这是单一制国家,而且发展很不平衡,也确实需要这种制度。

    中央从富庶省份的分税制抽成中拿来钱,然后去建设落后省份、到大西南扶贫、到大西北搞大开发。所有人都觉得这很正常,东南沿海富庶省份的人民也没觉得自己被剥削奴役了。

    可是这种情况,在绝大多数的资本注意国家是不可想象的。

    尤其是在联邦制的国家,大家理所当然觉得本州人民交的钱,当然应该花在建设本州上。

    在华夏,一个沪江人纳的税可能被转移支付去滇黔扶贫了。但是在米国,要是一个纽约州的人纳的税(联邦所得税除外)被拿去救济阿肯色穷逼了,那绝对是要引起闹独立的重大问题——“你州”阿肯色人就是饿死,关“我州”纽约老爷什么屁事?

    就拿后世2017年华夏讨论得很热的“物业税”(房地产税)。华夏人大多只关注这玩意儿如何征、如何定免征额、如何控制房价(事实上大多数穷人就把物业税当成打压房价的手段了),却很少关心征来的钱该花到哪儿。

    这玩意儿,在200年前的米国就玩过了,也一直在玩,只是米国政府从200年前就渐渐发现联邦收这个税会被强烈反抗,放弃了。交给州收,后来州政府收也被各种抗议,只好继续下放到县。一直到如今,米国的物业税还是市县一级在收。

    究其原因,就是每个米国人脑子里都有一根弦:收物业税可以,但“我的土地、房子”收来的物业税,必须用于“维护我的房子周边的基础设施、为我的房子提供区位价值增值”。

    换句话说,哪怕今天布鲁克林区的人交的物业税,被拿去修一条皇后区的地铁,只跨了一个区,导致皇后区一些沿线房子增值了,那布鲁克林人也是肯定要把纽约市长掀下去坐牢的。

    (注:这里只是用国人能够理解的模式举例,实际上在米国地铁修通并不是导致房地产增值的因素,反而是导致房子贬值的因素。

    因为米国人认为“凡是公共交通能到的地方,那就意味着黑人、穷人、养不起车的人也很容易到达其周边晃悠,所以导致这块地皮不安全”,加上米国人的私家车保有量超高,不通公共交通其实对有钱人的出行并不会造成不良影响。

    所以在米国,同一座城市里大环境、配套设施相当的情况下,公共交通越差的地块地价才越高。卖点就是“穷人不方便到这儿来”。

    另外,前文所说的“绝大多数资本注意国家”,特指‘自由主义市场经济’的国家,也就是英美为代表。独裁时代的德、日这些“国家资本注意”模式不算。二战前的德、日也是跟华夏一样,政府征了钱可以“全国一盘棋”搞建设,比如大造铁路、修战列舰。)

    剖析清楚了这些点,再来回头看羊薇薇的控诉,那就可以看出其威力了。

    这是一种对“不依法行政、乱行政”的严重控诉。

    如果冯见雄或者说金陵师大其他队员应对不当,是完全有可能引起评委们的集体倒戈的。

    说到底,这个比赛是在星岛这个资本注意国家举行的,而评委们几乎都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学者。

    这也是平行时空这场同题比赛中,正方最后落败的主要原因——对依法行政的描述不够重视,以至于被评委们当成了暴和谐政的支持者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“我方此前的辩词中,哪里说过有‘宏观调控私家车数量时所收取的税费,会被挪用于其他用途’了?请对方辩友不要信口开河——我们一贯觉得,政府是可以找到精确‘取之于某些民,也用之于这些民’的财政方案的。”

    尽管被对方咄咄逼人逼上门了,冯见雄的回答还是非常保持decent的克制。

    严格遵守了“谁主张,谁举证”的逻辑。绝不额外多进半步,以免给人留下丝毫“他赛前做了很多功课,所以他主动估计对方会如何如何构陷”的印象。

    如果对面的辩手是个容易被激怒的急性子,恐怕想打人的心思都会有。

    羊薇薇显然不是容易被激怒的人。

    但她也借此意识到了冯见雄的冷静。那份揣着明白装糊涂,一定要攻击方主动捅破每一层窗户纸,才好整以暇的反击。

    “那么请对方辩友举个例子告诉我,你们觉得政府征收这些钱后,究竟可以怎么花?”羊薇薇心中微微不忿地把问题问到了细枝末节。

    冯见雄等的就是对方不得不问得这么具体。

    他精确地举例:“打个比方,我认为限制私家车牌照数量时征收的额外费用,可以用于补贴城市公共交通系统,以降低公共交通的票价。”

    羊薇薇稍许有些意外,但情况还在她控制范围内。仅仅思考了两秒钟,她就应声追问:

    “把这种花钱方式定性为‘取之于某些民,也用之于这些民’、你们难道不觉得羞愧么?谁都知道,城市公共交通主要是给没买车的人坐的。而买了私家车的人几乎不会或很少去坐公交车。所以这种税款使用方式,完全是‘用有钱人的钱在补贴穷人’,是平均主义的肆意扩张。”

    冯见雄立刻指出羊薇薇逻辑的错误:“不,这完全不是平均主义,如果非要举一个类比,我认为更合适的例子是关于气候和环境的《京都议定书》中定义的‘碳排量交易’——在曾经污染问题不严重、环保意识低下的时代,人们没有限制排污的意识,也就不存在‘排污费’。

    而随着污染和碳排问题在全球形成共识,人们才意识到,‘某些人和国家采取低碳排量的生产、生活方式;其实是在为全人类作贡献’。因此生活中排污多的、超过人均值的人,向生活方式较为绿色健康、碳排量低的环保人士,支付一定的补偿款、以购买自己的排污指标,又有什么不对吗?

    新增私家车主被额外加征的重税,毫无疑问在法理上可以定义为排污税,补贴给排污少、坐公交的无车人士——要知道,两个同样通勤需求的家庭,如果其中一个家庭开私家车,另一个家庭充分利用城市公交系统,前者的能耗污染会是后者的五到六倍。”

    羊薇薇只觉得嘴里有些发苦,大脑飞速地运转着,只能先给队友一个眼神,让他们接上场子应付一下,她自己则思考着怎么转移战场。

    “这个冯见雄实际施政技巧准备得很扎实,‘依法行政’和‘税金取之于民必须用之于民’这两个角度,已经被他严丝合缝彻底堵死了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办?只能把杀手锏提前用了?或者就‘政府的此项行政干预了公民自由、限制了公民选择权’再尝试一下进攻?”

    羊薇薇想了大约半分多钟。对面的冯见雄,也暂时偃旗息鼓了一会儿,显然是在准备引领全队调整节奏、carry全场。

    场面暂且让给了田海茉、虞美琴和中s大学的二线队员们唇枪舌剑、短暂交锋。

    汤雯按照赛前的排练,用略显无力的辩力强调道:“请对方辩友注意,即使是市场性的调控手段,多少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的不公平。

    比如我们以如今已经开始限牌的沪江市为例,一张车牌如今靠竞拍,要好几万块钱。很多原本可以买得起车的人,就因为上不起牌,只能把买车机会让给更富裕、不差钱的人,这不是加大了社会不公平的落差吗?”(注:这几句话差不多算是史实,当时反方就说过这么弱智的理由,予以保留。)

    面对这种弱智的抵抗,田海茉潇潇洒洒地就怼了回去:“原来对方辩友刚才口口声声说反对行政强制、要自由市场。转眼又觉得‘供给稀缺、价高者得’也是一种加剧社会不公平?

    我倒是想问了,对方辩友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?钱多可以买到钱少买不到的东西,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嘛!如果这都做不到,岂不是回到了平均主义,或者封建王朝时的‘商人虽富,不得衣锦’状态了吗?”

    陈汉刚才一听汤雯的照计划宣科,就知道要遭,连忙过来救场转移话题:“我们也请对方辩友注意,以沪江的政策,虽然政府用经济手段限牌了,可是控制城市拥堵和排污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。

    很多花不起钱的购车户却转而靠托关系、想办法,到周边城市去上牌,然后继续回到沪江的路上开。限牌限了这些年,沪江依然那么堵、空气质量依然要承受那么大体量的废气。所以堵不如疏,限牌是没用的啊!”

    陈汉自以为这番话说完可以松一口气,可惜虞美琴的发言立刻打破了他的幻想。

    “限牌有没有用是技术性的问题,不是立场性的问题。方法是可以在试点中改进的,如果外地牌照车问题太严重,完全可以设为‘上下班高峰时间外地牌照不得上中环,甚至将来不得上外环’,请对方辩友不要顾左右而言他!”